引子

　　了解一位作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阅读他的作品，欣赏根据他的原作改编的电影，还有批评家的称赞、吹捧、指责、甚至贬低，都是我们了解作家的有效渠道。不过，这类“有效”是有缺陷的，一是文字和银幕上的形象在读者与作家之间筑起了一道不可视的墙壁，使作家的气质和性格不是通过他本人向你表达的，而是依托于一篇小说或者对一个场景的描写向外释放某些象征，而这些象征的意义越多，可解释的维度就越宽广，说明作家的可读性也越强。二是作家如此的表达同时给读者造成了另外一个局面，暂且叫它“蒙面行为”，读者面对作家而言，好象置身于京剧的“三岔口”里一样，尽管能够感应对方的存在，但始终无法对作家的准确位置进行冷静的判断。

　　其实，作为读者，这是我的一种忧虑，而且跟上期拙文《北京滚圈》同出一辙，声带的交流有时应该大于电子扩音器发出的音响，而能够走近作家本人，跟他交谈，并有所领悟也许是矫正阅读的一次尝试，如果事与愿违的话，那又是我的一次抵抗，而且是无谋的！

　　故乡就在我心里

　　见到莫言是在夏休期间，我回北京的第三天。

　　他的住所是市内的某军区大院，院门外经过一条窄马路就连上了小胡同，原是柏油铺的马路也露出长年雨打风吹的遗痕，灰尘盘地，如果没有阳光的直射，恐怕用肉眼也辨别不出空气中的粉尘。莫言住进北京已经13年了，但他说∶“我还是没有那种扎根的感觉，不象在高密，那里我是主人，可在这地方，我好象总是一个客人。”

　　莫言是山东省高密县人，从小当农民，在文革中又打过各种短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从社会的底层爬上来，见的事多，经历也多，底子厚实，到了中年就容易沉浸于对过去的回忆，这个过去大约有20年。作家也许就是在回忆中写作，又在写作中回忆，弄来弄去，无非是这套把戏。”

　　的确，根据海外学者的研究，莫言的小说有一种在回忆中创生的宏大场面，无论是《红高粮家族》，还是最近引起国内争议的《丰乳肥臀》，作为文学的世界，他所绘制的文字景象，展现在他对故事的构筑之上，这种构筑也是带有灵性的驾御，文字不着眼于词句的打磨，而是泥沙俱下，形成一股汹涌的气势。

　　对此，莫言的体会是∶“我觉得写上去的东西很难改短，很难削，这大概是我的思维跟不上手的原因。”说到这里，他指着身边的电脑跟我说∶“前不久，我想试试用电脑写作，可越写越多，一步三回头，想的多，写的慢，这大概是我的手跟不上思维吧，理由跟刚才正好反过来。电脑很方便，可每回一打开，把上回写的文字一调出来，我马上就想修改它，这也真怪！过去，我住在一个村子里，后来才去的县城，条件也好起来。一开头，我是在仓库里写小说的人，冬天没有暖气，零下10度，手都拿不出来，棉裤里面套毛裤，袜子穿两层多，但写起来很快，也不觉得象现在用电脑这样。”

　　莫言说这段话的时候，表情是无奈的，在他抱怨电脑的同时，内心里也许想的是如何熟练地使用它。于是，我又问他∶“用电脑除了改变写作方式以外，你是不是也考虑怎么写才能在北京写的好呢？”

　　莫言直率地答道∶“是啊！到今天为止，我的写作都是在高密完成的。每次回家，就是丰收。93年，我在那里写了5部中篇，94年在那里写了12部短篇，95年的春节还是在那里写了长篇《丰乳肥臀》，当时拿笔的手都冻僵了，但我还是每天写5,6千个字，总共写了80天。一稿完了，都没顾上怎么修饰就拿出去了，因为我那时非写不成。我一直想，故乡和人是有血脉上的关系的，尤其对小说家，故乡既释放了巨大的自由，又对自己是一个无形的束缚。我小的时候，家乡有青草、绿树、滔滔的河水、田埂的青蛙，可现在那条河早就干枯了，都干枯了20年，但在我的梦里，每当出现故乡的时候，它还是滔滔的河水，从来不变。有人说，童年是作家的摇篮，这话有道理。不管将来有什么故事，有多少经历，你还是要把它放回到故乡的情景之中，这样你的故事才能活，哪怕你的故乡是一个马店，那这个道理也是会通用的。”

　　其实，莫言的回答也说中了我的一个问题，对一个久居邻邦，而又不能忘怀故乡的人来说，当这种情怀一旦要诉诸于笔端，就在那一瞬间，我眼前的场景竟然会转变为一种顽强的思念，进而从内心深处涌出昔日的感受，操作我的笔，甚至会净化我往常的愁绪。

　　这时，莫言象是看透了我的心思，又象是看透了他自己，说出了一句非常简单的话∶“故乡就在我心里。”

　　结束语

　　小说是作家写出来的，而阅读则依靠读者的理解和接受时的想像，不过当我与小说家面对面地交谈以后，他所表达的意思并不象我阅读他的作品时那么具有多义性，至少在莫言的场合，从他的谈话中，我得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领悟。之所以如此，也许有如下两个原因，一是我企图从小说多义性的缠绕中解放自己，通过一种单语问答的形式矫正平日的阅读，二是我崇拜肉声，而不愿游移在小说文字当中，捣腾自己本来已经相当贫瘠的想像。

　　另外，我觉得，领悟也是一种幸福！

　　　　　　　　　　　　　　　　　　　　　　　　　原载香港《华人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