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著名作家莫言曾以小说《红高粱》名扬海内外，而正在京城上演的由莫言编剧、由空政话剧团与君合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演出的话剧《霸王别姬》则以新的视角、新的人物命运、新的思想光辉将这一经典性的英雄美人故事做一次世纪性的舞台颠覆，阐释出至今仍困扰着人们的命运抉择：事业与爱情、财富与情感、道德与人性……

　　你也许不相信，我的真正的“处女作”不是小说，而是一部名为《离婚》的六幕话剧。那还是1978年，我在黄县当兵的时候。当时，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红遍全国，随后不久又有《丹心谱》、《陈毅出山》等一批话剧上演，一时蔚成大观。看多了自然就跃跃欲试，于是就托战友的朋友从县图书馆里借来了曹禺、郭沫若的剧本集，一通狂读，然后就生吞活剥地写出了《离婚》。写完后让我的教导员看，他看了说好，并且还给我画了插图。稿子寄到《解放军文艺》后，就开始了满怀希望的等待。等了三个月，《解放军文艺》把稿子退了回来，并且回了一封不是铅印的信。信上没有说我的话剧不好，只是说刊物版面有限，难以发表大型作品，希望投到演出单位看看。我感到很沮丧，教导员却表扬我说：“行啊，小伙子，折腾得连解放军文艺都不敢发表了！”于是就往省市的话剧团投，结果可想而知。这部手稿一直保存到1982年，有一天我把它从箱子底下翻出来一看，不由得面红耳赤，一狠心点上火烧了，就像销毁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从此之后就与话剧告别，别说是不写，连看的机会也很少。

　　一直到了1996年秋，时在广州军区话剧团任编剧的王树增动员我与他合作给空军话剧团的导演王向明写一个有关楚汉战争的剧本，我力辞不却，只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答应下来。然后我们三个就开始“侃”剧本。前后“侃”了有五天或者六天。我们一次次地由兴奋到沮丧，又由沮丧到兴奋。如果不是因为王向明澎湃激情的感染和他为话剧献身精神的感召，我肯定要打退堂鼓。把基本的思路确定下来之后，就开始动笔写作。前后五易其稿，耗时无算，终于使剧本达到了让导演大体认可的程度。接下来，为了将剧本搬上舞台，王向明究竟付出了多少劳动，我就不知详情了，但我凭猜想也基本上能知道其中的艰辛。王向明身上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话剧人勇于探索、不屈不挠，甚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该剧最初的题目叫《钢琴伴奏·霸王别姬》，从这个题目也可以看出我们试图用一种现代的方式讲述一个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的野心。最初的定稿分成了古今对照的两个部分，古代部分自然是讲述项羽、虞姬、刘邦、吕雉这四个在秦汉之间那段短暂的历史里光彩夺目的人物之间的恩爱情仇；现代部分则讲述了一对下乡知青和一个因为历史的原因成为了女知青丈夫的农村青年之间的感情纠葛。后来我们意识到，话剧的现代性，并不完全由事件的当代性和外在的文明因素（譬如钢琴伴奏）决定，许多历久常新的经典，其中的故事已经陈旧，但陈旧故事中所包含的多样性的意义和人类至今难以解决的普遍性矛盾，才使得古老的经典能够不断地放射出灿烂的光辉。这是思想的光辉而不是故事的光辉，这是矛盾重重的思辨的光辉而不是善恶分明的说教的光辉。于是我们决定，舍弃故事的现代部分，钢琴自然也就搬走。

　　小仲马说：“所谓历史事件，只不过是我挂小说的钉子。”我们也可以说：“历史事件上，悬挂的是剧作家的思想。”但仅有思想构不成戏剧，思想还是要通过人物的言行表现出来。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认真地研究了司马迁的《史记》。我们发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史记》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小说。这就为我们在遵循着被大家所公认的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大胆地、合理地虚构提供了根据。我们设计了许多在历史上完全可能发生但史书上没有记载的情节，来表现我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理解。理解就是阐释，阐释就是创造，而创造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我们写出了我们的项羽我们的虞姬我们的刘邦我们的吕雉。

　　毫无疑问，没有一个从事历史题材的艺术家不考虑借古讽今、借古影今、借古鉴今的问题，尤其是话剧这种直接地跟观众交流的艺术，台上的演出如果不能激起台下观众丰富的联想、会意的微笑，那这场演出就是失败。当然，我们不会笨拙地去影射攻击什么，我们希望提供给观众的是我们也无法解决的矛盾，这些矛盾存在了几千年，现在依然存在着，将来也会存在着，我们无法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我们不作判断，我们请观众判断，观众也可以无法作出判断。其实我们并不盼望观众随着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我们希望观众帮助我们思索。

　　话剧搬上舞台，其实就变成了商品，商品需要广告，我们的广告是：

　　这是一部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剧；

　　这是一部让女人思索自己该做一个什么样子的女人的历史剧；

　　这是一部让男人思索自己该做一个什么样子的男人的历史剧；

　　这是一部让历史融入现代的历史剧；

　　也是一部让现代照亮历史的历史剧；

　　其实所有的戏剧都是历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