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所谓的文学思潮，与用自己的作品代表着这思潮的作家没有什么关系。小说是作家创作的，思潮是批评家发明的。批评家发明思潮的过程就是编织袋子的过程。他们手里提着贴有各种标签的思潮袋子，把符合自己需要的作家或是作品装进去，根本不征求作家的意见，这叫作'装你没商量'。我经常给装进不同评论家的贴着不同标签的袋子里。有现实主义的袋子，有浪漫主义的袋子，有新感觉主义的袋子，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袋子。有的袋子里气味美好，待在里边感到很舒服，有的袋子里气味龌龊，待在里边很不舒服。

　　有一个名叫张清华的人写了一篇长达两万言的文章，题目叫做《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发表在大陆著名的文学刊物《钟山》1998年第4期上。这是一个巨大的袋子。在这个袋子里装着张炜、苏童、贾平凹、叶兆言、格非、余华、池莉、方方、陈忠实等一大群人，当然我也在其中。他几乎将目前大陆比较活跃的作家一袋打尽了。在这条袋子里，作家们像麻雀一样冲撞不止，尤其是那些比较年青的麻雀是决不甘心让人装进这样一条袋子的。但在坚韧的袋子面前，不甘心也没办法。

　　我对批评家非常尊重，尊重批评家是因为我没有理论素养。尤其是让我写理论文章的时候，我对批评家更是尊重。这次两岸作家会议分配给我的题目是'九十年代文学思潮'，从接到题目那天起我就开始发愁。正当我一筹莫展，甚至想到北大中文系雇一个文学研究生做枪手时，突然发现了张清华这篇文章。看完了这篇文章我感到高兴极了，困扰了我数月的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张清华的文章简直就是为我写的，既然有这样现成的文章我何必去自讨苦吃？于是我就把他的文章选了一些我喜欢的片断抄来了。我想这也算不了什么。他往袋子里装我没商量，我抄他也没商量。当然也不能完全照抄，在抄的过程中我多少也加了点私货。

　　张文认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大概十年的时间里，当代中国文学在诗歌和小说领域、尤其是在小说领域出现了一股强大而持久的带有'新历史主义'观点和倾向的文学思潮，现代主义的史学观念、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等新的史学哲学方法是其产生的基础。从发展的阶段来看，它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寻根、启蒙历史主义是其前奏；新历史主义或审美历史主义是其核心阶段；游戏历史主义是其余波和尾声。

　　启蒙历史主义阶段大致是指1986年之前，其最早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初与七十年代末，它的背景来源于七、八十年代之交人们对当代社会现实的深思与批判，而深入历史，则是这一当代目的的借助形式和自然延伸。因此，对历史的探寻和思考的实际目的并非是审美的需要，而是一种自觉的文化理性。就这一观念的表现形式'寻根文学'来看，其核心的两个方面--文化认知和文化批判，与鲁迅等前辈作家的努力是相似的。寻根文学创作表现了改良文化和变革现实的强烈功利目的，他们试图通过对历史文化的重新梳理与构建，重振民族精神和性格。这一点，从韩少功、李杭育、阿城等人的宣言和论述中可以看出。但是，这个诱人的乌托邦并没有随着他们的创作实践得到兑现。他们自己也发现，表现和赞美种种文化遗存中的原始、落后、愚昧，同改造民族文化、重铸民族精神是格格不入、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在这样一种自我的悖论中，一批继起的作家，便不得不放弃了不堪重负的启蒙任务以及个人历史的种种价值判断和理性意识，将这场运动带入了第二个阶段：'审美历史主义'或'新历史主义'时期。这也是先锋小说应运而生的契机。

　　张说：完成这一过渡的作家应以莫言为代表。1986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的问世，淡化和消解了寻根小说文化分析和判别的主题中心，进一步使历史成为审美对象和超验想象领域，在观照历史的时候更倾向于边缘的'家族史'和民间的所谓'稗官野史'民间化，在这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莫言的小说不仅从故事的历史内容上民间化了，而且叙述的风格也民间化了，这与此前许多寻根作家的那种精英知识分子式的严肃叙事形成了区别，这就为'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嗣后的崛起做好了逻辑铺垫和创作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既是'新历史主义'小说滥觞的直接引发点，又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一部分。

　　上边的话都是评论家说的，并不是我厚颜无耻地吹捧自己。其实，在写作《红高粱家族》时，我一天到晚都处在迷迷糊糊的状态，写完了连能不能发表自己都拿不准 ，做梦也没想到这样一部小说竟然成了'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滥觞。如果早知道这篇小说在日后能弄出这样大的动静，怎么着也应该把它弄得更漂亮一点，当然，如果我存心把它弄漂亮，也许就没人理它了，我想，小说家就是一些这样那样的母鸡，小说就是这些母鸡下出来的蛋。母鸡在下蛋时并不知道自己将要下个什么样子的蛋，等到蛋下出来时，它才会看到自己下了个软皮蛋或双黄蛋，甚至下了个有着北斗七星图案的天文蛋。鸡蛋评论家们对这些鸡蛋进行这样哪样的分析研究，甚至进一步地研究下蛋的母鸡，研究母鸡的饮食构成，研究鸡舍的光线温度，然后很可能总结出一个双黄蛋思潮或是软皮蛋运动，但这一切与母鸡没有什么关系。如果硬要母鸡说出为什么下了个双黄蛋或是下了个天文蛋的原因，母鸡只能瞪着眼发呆了。当然不排除个别有理论素养的母鸡能够浮滔不绝地讲一通孕育和生产双黄蛋的感受，但我奉劝大家对母鸡的下蛋理论不能完全相信。现在有很多母鸡把下蛋的过程弄得相当神秘，其目的是为了提高鸡蛋的价格，但买鸡蛋的老太太不去关心下蛋过程，她只关心鸡蛋的质量。最近我们老家那里有一只后现代的母鸡为了反抗人类吃它的蛋，直接下出来的就是小鸡，就像后现代的小说家写出来的直接就是文学思潮一样。总而言之，对待无论多么严肃、多么高尚、多么庄严、多么美好的事物，都不必完全相信，写进了历史教课书的历史，多半是谎话连篇，即使有那么点事件的影子，也被夸张、美化得不成模样，不相信写在书里的历史，宁肯去读野史，宁可去听民间口碑流传的东西。这一点，鲁迅先生在六十多年前就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他说："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可以比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装腔作势。"不相信正史，不相信御用文人的话，宁可相信野史，宁肯相信伟人的仆人的话，这是'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牲，对此我不能否认它的正确性，但如果说在创作之初就非常明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那也是自己拔高自己。在仆人的眼里没有伟人，在作家眼里没有了不起的作家。前苏联的高尔基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句话把中国的几代作家弄得长不到北，后来出了个杀佛灭祖的王朔，才把这些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假面具撕开。

　　接下来张说："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全盛期大约在1987--1992年产间，张认为，所谓的'先锋小说'，从其和核心与整体上，也可以视为一个新历史主义运动，因为其中最典范的一大批作家，他们的代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批'新历史主义小说'。他们放弃了寻根作家和八十年代初启蒙思想家的文化理想和社会责任，使历史转化为古老的人性悲歌和永恒的生存寓言，成为与当代人不断交流与对话的鲜活影像，成为当代人的'心中的历史'。张在他的文章中列举叶兆言的《状元镜》、《追月楼》、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妻妾成群》、《红粉》、格非的《青黄》、《风琴》、等一大批作品来为他的论点作证。

　　张说，大概从1992年后，新历史主义小说思潮进入了它的末期，即'游戏历史主义时期'。主要表现是，离历史客体越来越远，文化意蕴的设置越来越薄，娱乐与游戏的倾向越来越重，超验虚构的意味越来越浓。张说'游戏历史主义'不但是历史主义的终极，而且是它的坟墓，虽是悲剧，但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

　　张说：但是，在长篇小说领域，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并没有消失，而且还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新历史主义思潮在近年的长篇写作中的代表作有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张炜的《家族》、叶兆言的《花影》、《1937年的爱情》等。

　　张说：在上述的作品中，或许以莫言的《丰乳肥臀》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新历史主义的小说观念。这部问世之初就以其'艳名'惊世骇俗的巨制同他的红高粱系列一样，是以历史和人类学的复调展开叙述的，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有关性、潜意识情结、生殖繁衍、种族性质等等人类学内容在这部小说中只是感性的表层部分，而莫言所要探究的和回答的却是'历史上倒底发生了什么'这样一个问题。他将一部近现代史还原或缩微到一个家庭诸成员的经历或命运之中，把历史还原民间，以纯粹民间的观点，写民间的人生，写他们在近世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命运，莫言所自称的'献给母亲和大地'正是这一观念的模糊表述。从叙事结构和风格上看，它也典范地体现了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家们所总结和推广的某些方法。如朱迪.丝劳德.牛顿所描述的那种'交叉文化蒙太奇'式的方法，即把不同意义的文化符码故意并置和拼贴在一起，以利于隐喻历史的本然状态和丰富复杂的情境。他们将'广告、性手册、大众文化、日记、政治宣言、文学、政治运动'等等文化符码或文本并置 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交叉文化蒙太奇的蓝图'。《丰乳肥臀》在展开关于历史的叙事时，正是采用了这种拼贴法、并置法。他不无'暴力'倾向地将二十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从1900年德国侵占胶东、日寇侵华、国共战争、建国后的历次政治斗争，一直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当代生活--都通过母亲上官鲁氏及其后代的所组成的家庭命运的描写而汇聚一起，这种通过家族和个人辐射历史的方法不仅是感性和鲜活的，而且以极大的气魄和包容性恢复了历史的的整一性。同时，在叙述的过程中，作家将民间的与官方的、东方的与西方的、古老的与现代的种种不同的文化情境与符码有意拼接在一起，打破单线条的历时性叙述本身的局限，而产生出极为丰富的历史意蕴与鲜活生动的感性情景，从而生动地实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烟云动荡、沧桑变迁，和五光十色的斑澜景象的隐喻性叙述。这种表面看来有点荒诞和戏剧化的叙事同以往线性的主流历史叙事、以及近年来具有过重的'寓言'化倾向的虚拟和个人体验化的历史叙事相比，不但更为新鲜逼真，而且更加大气磅礴、富有表现力。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丰乳肥臀》是一个具有总括和典范意义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文本。

　　按照张的说法，我用《红高粱家族》引发了新历史评论小说创作，又用《丰乳肥臀》给这个小说运动做了一个辉煌的总结，这真让我感 到惶惶不安起来，其实事情真的没有那么复杂和深刻，我想起了一个诗人话：蚕吐丝时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

（此文系在台湾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