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高密东北乡莫言的老家，大江健三郎盘腿坐在热乎乎的土炕上，在为大家收藏的他的中文版作品签名后，又为本报文艺副刊题写了“绿海”两个字。做完这一切，大江先生拿出日文版的《酒国》，让莫言也给他签名，并且让莫言写上这样的话:“我们是世界文学的同行”。

　　在这三天的行程里，两位作家每天都有长达数小时的深入交谈。由于版面所限，不得已有所取舍。这一版主要围绕文学与故乡的关联展开，从中可以领悟两位世界文学的同行，怎样跨越不同国界、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传统，走向对生命本质的认同。 　　摆脱故乡情结

　　莫言：您能千里迢迢地跨过大海，不辞劳苦地来到中国的高密东北乡，这种力量肯定是来自于文学。您说您的人生始于日本四国那个被森林包围着的小村庄，而我的起点就是您今天所看到的又矮又旧的房屋、后面的河流、前面一望无际的田野。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都来自于偏远的农村，这些地方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地理环境也比较闭塞。

　　这段农村生活其实就是我的创作基础。我所写的故事和我塑造的人物，甚至我使用的语言都是有乡土气息的。如果我的小说有一个出发点的话，那就是高密东北乡，当然它也是我的人生出发点。我在这个地方出生，成长为青年，然后离开家乡。 　　没有离开家乡以前，我没有感觉这个地方多么宝贵，甚至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厌烦的地方，所以我千方百计地想摆脱它，越远越好。1976年我应征入伍，坐上汽车以后，盼望它开得越远越好，结果汽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就到了，离家乡才二百多里路，我感到很失望。

　　您曾说过，摆脱故乡好像是20世纪作家们的共同情结。十几年以后，我才意识到，作家只有摆脱了故乡才能认识他的故乡。 　　大江健三郎(以下简称大江)：在我出生的小山村里，母亲和祖母给我讲述过山村里的许多传说，其中最让我震惊的是一个关于狗的传说。

　　有一天，一个专门屠杀狗的人来到了我的山村，他挨家挨户把狗都找出来带到河的对岸凑在一起，我家的狗也被带走了。他从早到晚，一条条地杀，还扒它们的皮，然后把皮晒干。据说，他的狗皮都是销往中国的东北，

　　这个传说对我刺激很大。

　　我开始写短篇小说是在18岁，那是我第一次坐夜行列车离开故乡的时候，后来考上了东京大学。在大学，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屠杀狗的人》。这让我想起了您的小说《白狗秋千架》，读这篇小说让我非常怀旧，尤其是小说一开头就讲，我的村子里已经没有白狗了,狗都是混血的，有的狗看上去是白色的，但总有哪个地方是发黑的等等。这些描写和观察我深有同感。把思念寄存于故乡，成为我们文学创作的内容，也是我们文学的起跑线。

　　莫言：在我的青少年时期，类似这样的故事很多。您曾经在您的作品里提到过一棵柿子树，说它让您突然感觉到大自然当中会有这么多树木，这么多的草，而且它们都是拥有生命的。我想这个感悟对文学的创作是有重大意义的。

　　我11岁就失学了，又干不了重活儿，一个人在草地上放牛放羊，非常孤独，每天早出晚归。我当时就感觉到身边的树、草还有牛羊，跟人都是可以交流的，它们不但有生命，而且还有情感。

　　我读到您对那棵柿子树的描写，真是感到我们心有灵犀。您家乡的那棵柿子树还在吗?

　　大江：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回到了故乡。我家后面那些树好像早被砍掉了，惟有那棵柿子树还留着。我小时候在树上面做过一个小木屋，我称它为“我的图书馆”。

　　对柿子树的观察让我领悟到这样的道理，所有的事物，哪怕是柿子树上的一片树叶，还有您所描写家乡水塘里的荷花，无论是风刮起来，还是停下，总是飘动的。尽管现在已经记不住儿时我们耳朵的形状，嘴巴的张合，但对所观察到的事物却刻骨铭心。 　　刚才说到那个杀狗的故事，当时我很悲伤，悲伤到把自己的指头塞进嘴巴，然后用牙咬出血，自己都感觉不到。血流了出来，流到我的白色衬衫上，旁边的人惊呼：阿健，您怎么啦?

　　后来，母亲告诉我，日本和中国的戏剧在表现人非常悲伤这种情绪时，常常用牙咬住自己的指头，为的是不让自己哭出来。

　　母亲是了解我的，而且像这样的了解对我的文学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童年的记忆影响深远

　　大江：我到了你出生成长的房子里之后，又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了少年的莫言是怎么走上文学道路并成长为一个作家的。你在推开后窗时告诉我外面有一条河，我马上就想到了你早期的作品《秋水》里写道，洪水泛滥的时候，河水像马一样涌过来。我从中体会到当年的那个少年面对洪水的感觉，对你所走过的文学历程也理解了许多。

　　莫言：我在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苦闷，因为我觉得找不到东西写。到了1984年，我写了小说《秋水》，文中出现了高密东北乡，出现了河，出现了无边无际的洪水，我一下子感到少年时期的生活被激活了。《秋水》之后，我又写了《白狗秋千架》，其中也写到了玉米地、河流。《秋水》投了三家刊物都没发表，后来发在河南的一家很小的刊物上，发表以后有几个评论家说很有意思。我的自信心受到了鼓舞——原来这些东西都可以写到小说里去，一下子打开了我创作的门。我们这个地方是三县交界，七八十年前，这里的人很少，我的老老爷爷从县城搬到这里来的时候，村子里只有三户人家。三县交界，三县都不管，一片荒地，地势又很低洼，老百姓就到这里放牧牛羊，所以这个村叫大栏。六十年代的时候，这里水特别大，那时候我六七岁，脑海里印象最深的东西就是水，我家后窗一推开，就能看到河水滚滚东去。看着滔滔的洪水我感到既恐怖又壮观。再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青蛙的叫声，到夜晚的时候周围的河流边田野里成千上万的青蛙一起叫，震耳欲聋。洪水和青蛙的叫声是围绕着我童年生活的两大记忆。

　　大江：个人的体验是和时代密切相联的，但在每个时代又有自己特殊的体验。这个体验好多年在我的记忆里不曾消失，可见小时候的事对一个作家的创作有着多么深刻的影响。

　　作家不应回避时代

　　大江：我对您的文学还有一个感兴趣的地方,就是您所走的文学道路也跟我很接近，我的文学有儿时乡村的记忆，还有青年立志文学的勇气;再有，就是我经常考虑日本人应该是什么样的?痛苦的一面和欢乐的一面都是我的所想所思，也是我不断写入文学的内容。

　　有的作家从不间断地重复发展自己的初期作品而成为一个大家，而我几乎否定了自己初期的作品，更关心当今时代。因为一个作家不应该回避他所生存的这个急速变化着的时代。

　　莫言：当我经过了一段创作以后，我发现作家是不能脱离社会的，即使作家千方百计地想逃避现实，现实仍然会反过来找你。这里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我写的《天堂蒜薹之歌》。它来自于一个真实事件，这个事件对我触动很大，促使我把写《红高粱》续篇的笔放下了。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面对着这样惊心动魄的事件，我的良心是不能安宁的。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地方，用35天的时间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发表以后引起了反响，大家对我这种突然的转向似乎不可理解。

　　本来《红萝卜》、《红高粱》已经很红了，我完全可以按照这个路线走下去，可这一转向却让我对现实社会进行了直接的干预，因为我的责任感和良心在起作用。

　　我工作的单位是检察日报社，报纸上每天都在披露全国各地查处的腐败案件，给我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还有，这两年法制题材的小说、电视剧都很热门。写这样的题材应该把贪官污吏当成人来写，从人的角度考虑。假如我变成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级别的官员，我能不能保持我的清廉，我会不会也跟那些贪官一样变成人民的罪人，这是我创作反腐败小说的出发点。 　　大江：我曾经在柏林自由大学做过教授，我让学生讨论过《天堂蒜薹之歌》，当然大家阅读的是英文版，名字叫《愤怒的蒜薹》。大家对这部作品十分幽默的描写，比如把蒜薹踢来踢去这些滑稽的场面都十分欣赏，这里既有您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又有莫言独特的文学品味，作为读者，我们都感到了您对农民的坚强信任，所以我对您的这类题材的小说也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日本也有官僚腐败，但对中国的腐败现象，您从一些具体的个案入手，很有表现力。 　　D小说家要写出光明

　　大江：民众与作家的关注点不仅是接近的，而且应该是重叠的。作为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偏偏要追究并揭露一个国家的阴暗面自然是困难的。这不仅涉及到作家的职责，而且还涉及到一个作家的描写手法。比如您的小说《酒国》，也写到了官僚的腐败，但您采用的是富于挑战性的表现方式，这在世界文坛上也获得了赞同的声音。

　　我今年67岁，直到今天我仍顽强地认为小说写到最后应该写出一种光明，让人与人之间更加信赖。在您早期的短篇小说里，那种对原始生命的讴歌与赞美都表达了这样的主题。

　　我小的时候就想过，无论文学描写了多少人类的黑暗，一边写那可怕的深夜里流逝着的河水冰凉的声音，一边思索着写到最后，展现于人类面前的究竟应该是多大的欢乐，这些思考几乎就是我的文学核心。

　　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文学是对人类的希望，同时也是让人更相信人的值得庆幸的存在。对此，您在小说里是怎么表达的呢?　

　　莫言：我是从乡村出来的，我也坚持写乡村中国，这看起来离中国当今的现实比较远。如何把我在乡村小说中所描写的生命的感受延续到新的题材中来，这是我思考的问题。

　　我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找到了一个诀窍，这就是把我要写的内容全部移植到一半虚构一半真实的高密东北乡来，这一下子让我找到了儿时那种对生命与大自然的感受，这些感受在现实题材的小说中得到了延续。 　　作家应该扬长避短，我的长处就是对大自然和动植物的敏感，对生命的丰富的感受，比如我能嗅到别人嗅不到的气味，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比别人发现更加丰富的色彩，这些因素一旦移植到了我的文学中，那我的作品就会跟别人不一样。如果小说不把作家对生命的感觉移植进去的话，即便您写了现实生活中确实发生的一件事，那也不会真实。

　　中国的作家在50年代和60年代被捧到了一个不正常的高度，被称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时代的代言人、人民的喉舌。科学越发展，社会越进步，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越高，作家的地位和文学的作用会越淡化。我反对这样的口号:“作家要为老百姓创作”。听起来，这口号平易近人，好像创作是一个奴仆对主人服务，但实际上它包含了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似乎作家都肩负着为你指明一个什么方向的责任。我觉得这个口号应该改为“作为老百姓而写作”。因为我本身就是老百姓，我感受的生活和我灵魂的痛苦是跟老百姓一样的。

　　大江：我赞同您的观点。我觉得自己跟山村是紧密相联的，目前我正写一部新的小说，讲的是在东京生活的一个知识分子在母亲过世以后带着他的残疾的孩子回到山村生活了一年的故事。这个主人公的原型其实就是满面愁容的骑士堂·吉珂德，他从树木成林的山村里走出来，来到大都市，后来为找回自我，他又要回到那个降生他的村落。我的主人公回到山村里是为了寻找他的真实，山村是他的根基。

　　(对话中日语部分根据毛丹青翻译整理）

2002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