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莫言最近推出了他前后历经五年时间创作的长篇小说《檀香刑》。

　　在这部小说里，莫言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为历史背景，重又回到“红高粱”的“高密东北乡”。

　　在这部小说里，一位告老还乡的刽子手，引出了一场可歌可泣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

　　看过这部小说的作家们都感叹这部作品的神妙结构。

　　看过这部小说的读者都感叹这部小说的柔情万种与毛骨悚然。

　　莫言在这部作品中更是实践了自己某些创作理想。

　　记者就这部被不少人看好的新作对莫言进行了采访。

　　记者：您在"后记"里面讲到，这部小说您从1996年就开始动笔了，为什么直到最近才完成？

　　莫言：1996年，当时写了十万字，就是现在的"凤头"部分将完时放下了，主要是结构问题没解决。这里面涉及很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能不交代，但交代的话会写得非常长。于是就放下了，先写了四五十万字的中短篇。

　　2000年7月份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中国传统小说"凤头、猪肚、豹尾"的结构模式，一下子就写得很顺畅。

　　记者：看您的小说能够感受到一种强大的激情，一种强烈的节奏感。您在"后记"中也谈到，这部小说实际是在写"声音"，写儿时冰凉而震撼的铁轨声，写唱腔悲凉而又融入高密百姓血液里的地方小戏"猫腔"。好像也正是这些声音促使您写成了这样一部小说。您能回忆一下您在写作时的情绪状态吗？

　　莫言：是一种很亢奋的状态。我当年虽然停笔，但一直在搜集材料，托人从高密带回来"猫腔"的录音带和VCD，整天听和看。我小时候也在戏里跑过龙套。这样，很多当年的感觉都找回来了，旋律始终在脑子里回响。有时我带着耳机一边听一边写，甚至不可抑制地将戏里的情节写在小说里。

　　记者：《檀香刑》与《红高粱》同样是发生在高密东北乡大悲大喜的故事，您能给没看过您这部新著的读者比较一下您这两部作品的异同吗？

　　莫言：《红高粱》实际上是一个组合性的长篇，由系列中篇组成，严格讲不成熟，很难说有什么结构。《檀香刑》首先从结构上是一个真正的长篇。

　　两部作品的主题客观上都是反侵略、反殖民化的，但《红高粱》是写抗日时期，《檀香刑》更老一点，是一百年前抗德的。

　　《檀香刑》里人物较少，戏剧性更强，又写了"猫戏"成长发达的过程。这部小说的戏剧冲突激烈、爱憎分明，它的根是从民间戏剧长起来的；而《红高粱》受西方现代小说影响，运用了时空颠倒、变幻的手法。

　　《檀香刑》语言简洁朴素，是向民间倒退的，即使有一些华丽的成分也是由于戏的因素；《红高粱》语言更华丽、汪洋恣意，语言上文学色彩更浓重。

　　《红高粱》体现了一种野生的、民间的、富于生命力的爱情力量；《檀香刑》里的女主人公眉娘的爱情带有小市民的爱情色彩，不是民间的爱情。

　　记者：您的这部《檀香刑》里有很多杀人场面和手法的细节描写，包括"阎王闩"、凌迟等酷刑您写得都很细，让人读起来毛骨悚然。再联系到您以前写的《红高粱》，包括前两年的《酒国》从主题到细节都有一种很残酷、很狠的味道。您为什么要让您的作品产生这种效果呢？

　　莫言：这可能与我对武侠的偏爱有关。其实我也不是不考虑，是不是这样写太残酷了，但像《檀香刑》，不这样写就无法把刽子手写出来。现实生活可能比我写的还要狠，我写的东西有些还是很温情的，潜意识在起作用。

　　当年我这样写的初衷是与优雅的一种对抗，想与中产阶级情感对抗一下。这也是很荒唐的想法。

　　自己回头一检点，小说中确实有过分刺激的东西。当然，这也是一类小说，无法说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我写过不少这种作品的话，是应该要求自己改变一下了。

　　记者：您称《檀香刑》是您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但可惜撤退得还不到位。您的这种撤退指什么？为什么说还不到位？

　　莫言：这种撤退是指追求真正的民间风格，语言上追求民间口语、戏剧的特点，与现代特优雅的文学不同。

　　但我在70年代受西方影响很大，虽然后退但有一些比方说书面语的东西还是没有消灭干净，没有像赵树理的小说那样纯粹。

　　往后再退，我会退到一种真正土得掉渣的完全有生命的语言，我相信我能掌握。但同时，我也会写很优雅的东西。不过这些都不会那么纯粹，就像我即便写现代文化这些民间语言也会渗透进去，或者经过长时间尝试在两者之间走出一条路。

　　记者：您个人希望您在读者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莫言：我不把作家当做高不可攀的职业，希望与读者平等交流，甚至希望他们认为他们比我高明。我不像有的作家很自信，我越写越战战兢兢，我现在也很忐忑--《檀香刑》究竟到达的是一个什么水准？

　　我讨厌作家把自己的位置放在不切实际的高度，是"人民艺术家"、"时代的良心"什么的。我是一个俗人，我在很多地方不如读者。

　　年轻时我也今天不服气这个，明天不服气那个，四十岁以后，平和宽容了，反倒更加认识自己，看到同行的成就。前十几年我很少读，但这十几年我非常认真地读同行的作品。我可以不喜欢某个人的作品，但我认为他们有存在的价值。

　　一件事能让大部分人说好已经不错了。

　　记者：您的《酒国》最近获得了法国鲁尔巴泰龙外国文学奖，您能介绍一下吗？

　　莫言：这是法国南方两个城市评选的一个小奖。

　　每个人有自己的命运，每个小说也有自己的命运，得奖并不能说明什么，得奖也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作家最成功的作品。

　　记者：那您的《红高粱》目前肯定是您作品里命最好的了，您作品中命最差的是哪篇呢？

　　莫言：命最差的是我的中篇《欢乐》，这部作品我觉得艺术上比较成熟，写得非常意识流，把第二人称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但是可能由于某些描写过分自然主义，让某些人不能接受。另外，《十三步》命也比较差，写在80年代初可能太前卫了，当时能欣赏这部小说的人不多。去年我修订它时也感到比较吃惊，自己在80年代能写出这么前卫的东西。(李晓犁)

2001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