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档案】

　　莫言，原名管谟业，中国新时期文学中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自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虽然早期曾被归类为“寻根派”作家，但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见称，小说中总是充满进攻型的语言。例如成名作《红高粱家族》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但在波澜壮阔的场景之间，其实正是演绎着一段现代革命的历史。故事中那片广袤狂野的高粱地，也被描绘成一个把历史、传统、城乡纵横交错的绚丽空间。　

　　在经历《红高粱》的写作高峰后，莫言继续寻求突破，创作了大量中短篇作品及数部极具分量的长篇小说如《酒国》、《十三步》、《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红树林》等，不少的小说集如《红耳朵》、《爆炸》、《透明的红萝卜》、《欢乐十三章》、《白棉花》、《怀抱鲜花的女人》、《师傅越来越幽默》等亦先后推出。由于童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农村度过，莫言自谓一直深受民间故事或传说所影响，故乡高密的一景一物都是他创作的灵感源泉。小时听说过的在乡下流传的鬼怪故事，也成为莫言许多荒诞小说的材料。《十三步》中出现了神秘的魔幻写实，描写一个人的“变身”，以华丽的语言带出一浪接一浪的神秘。《酒国》则以充满浪漫色彩的描写，绘画出一个盛产名酒地方的故事。《红树林》实现了小说题材的时空转换和创作方法的探索更新，是对自己的一大超越。　

　　无论故事的情境气氛是华丽炫目、荒诞无稽还是鬼怪精灵，莫言的丰富想象空间与澎湃辗转的词锋总是能叫人惊叹不已——诚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王德威在为他的小说集《红耳朵》作序时所言：“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4月5日，供职于《检察日报》的著名作家莫言在报社接受了以色列《国土报》记者阿基瓦·埃达的采访。

　　《国土报》是以色列有名的几家大报社之一。阿基瓦·埃达是以色列著名政治评论员、知名记者，1992年曾随以色列外长列维访华。其夫人埃米尔曾将莫言的小说《枯河》译成希伯莱文。

　　采访者：阿基瓦·埃达　　　　　　　　　

　　被访者：莫言

　　一、莫言的文学创作

　　埃达：您的作品被译成了多种文字是吗？

　　莫言：有十几种文字吧。除了《枯河》之外，我还有两部长篇小说被译为希伯莱文，一部是《红高粱家族》，一部是《天堂蒜薹之歌》。

　　埃达：您的小说中，许多是写农村生活和人们的苦难的，您怎样看待当前中国的贫富分化现象？您有什么解决方法？

　　莫言：我已有二十多年的创作历史，写了二十多本书，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写历史的，一类是写现实生活的。我的被译成希伯莱文的两部作品恰好具有代表性：《红高粱家族》写的是历史，《天堂蒜薹之歌》写的是80年代的中国现实生活。

　　我本身就是中国下层社会成长起来的作家，我对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熟悉。对于当前中国的贫富分化现象，我与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一样在关注着，而且作为作家我会更加关注。作家只能是通过自己的作品提出问题、反映问题，作家把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通过作品表现出来，他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应该是政府的事情。

　　埃达：您刚才说您的作品大体上分为两类，在《红高粱家族》中您写到了中日战争，那么对您的创作影响较大的还有哪些历史事件？　　　　

　　莫言：我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檀香刑》，就是讲的1900年德国人在我的故乡山东修建铁路的故事。在此书中，一个乡村戏班的班主用带着浓厚的戏剧表演色彩的方式与德国人和满清政府的官员对抗，这种对抗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感情，并没有那样明确的反侵略反殖民意识，只是因为铁路从他们祖坟中穿过，他们认为破坏了“风水”。

　　埃达：您是否认为写历史要更容易一些呢？

　　莫言：历史与现实，这两种题材好比是我的两条腿，都一样重要。写历史事件更容易调动我的想象力，写现实则可以表现我的良心。在写现实故事时，我是和老百姓站在一个立场上的。

　　埃达：您怎么看待人生经历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莫言：对于作家，童年的经历、记忆非常重要。我真正理解文学，始于我打开了童年记忆的闸门之时，因为童年是与故乡、母亲、爱等等最宝贵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作家的童年经历决定了他的文学风貌。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后来进入了城市，受到了城市文化的影响，这是一种对照，我的城市生活经验照亮了我的农村生活、包括童年记忆。

　　埃达：在西方，有的畅销书作家是靠写书卖钱来生活的，您对此是不是感到羡慕？

　　莫言：我的书在中国也卖得很多，我完全可以靠写书来生活。《檀香刑》第一版就印了8万册。

　　二、作家与社会的关系　

　　埃达：当前中国在道德、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您如何看待？这对中国社会、经济、普通人的生活都会有什么影响呢？

　　莫言：从80年代开始，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道德标准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的那种淳朴的乡村生活关系如今在很多方面被金钱关系所代替。但是这种代替在某种意义上是有进步性的。传统的道德、文化是封建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反映，有着浓郁的封建家族色彩。这种道德、文化有它迷人的一面，但也有它腐朽的一面。而金钱关系、契约关系确实有它冷酷无情的一面，但这种东西是商品社会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法治社会的基础。我认为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这些变化，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我的家乡有一句俗言：“先小人，后君子，”这样尽管缺乏义气感和温情，但总比“先君子，后小人”要好。另外，任何一个社会时期的道德、价值标准不可能是纯粹的，比如我现在，脑子里或许有一些封建的东西、有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有一些社会主义的东西，是掺杂在一起的。

　　我觉得目前还是个过渡时期，对旧标准怀疑的同时，新的标准也正在建立和发展。我想，没必要像从前那样用行政的手段强制人们都遵从一个统一的标准。一个社会应该有一个最低的道德底线，那就是遵纪守法。至于高尚的品德，无私的奉献，可以提倡，可以鼓励，但不能强制。

　　埃达：刚才说到了法律的问题。美国认为，中国一直在人权方面有欠缺，所以每年在日内瓦，美国都会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出议案。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莫言：有比较才有鉴别。作为中国人，我在把我现在的生活与我过去的生活比较时，真切地感觉到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在几十年前的“文革”时期，中国人确实没有说话的权力，人身自由也受到了某些限制，譬如你是一个农民，就不许你到城市里来工作。在那个时代里，如果一句话没有说好，甚至有可能锒铛入狱。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在公共场合，人们可以高声地用很尖锐的语言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批评、嘲笑某些政府官员，进城工作的农民也早就成了浩浩荡荡的大军。现在的媒体也有很大变化，过去，中国的媒体不能抨击社会黑暗现象，只能说好话，但现在所有的媒体都在大胆地揭露腐败、批评不公正的现象。我所在的《检察日报》就是宣传法律、跟贪官污吏作对、揭批腐败现象、替人民讲话的一份报纸。这张报纸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很多老百姓有什么冤屈事都来这里诉说，而且这张报纸通过正当舆论监督，也确实推动解决了一些问题。

　　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出现一些腐败现象、有一些阴暗面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某些地方、部门，蔑视法律和不依法办事的现象肯定存在，但这个问题要从整体来看，看它是主流还是个别。美国的媒体也常常会揭露出他们的政府腐败或者侵犯人权的地方。

　　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国情，对于人权的理解都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作为作家、作为一个普通百姓，确实感受到了这二十年来中国的巨大进步，包括对人权保护的重视和对人的尊重。比如说，在“文革”期间，如果我在大街上吻一个姑娘，人们可能会把我当成流氓送进派出所，但是现在当人们在大街上看见年轻人接吻时，都会用很美好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当然更不会有人把他们扭送到派出所，如果你敢去扭送人家，那进派出所的肯定是你。美国无视中国在人权保护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进步，总是以它自己的标准来评价、攻击中国的人权，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是极为片面的。

　　埃达：我去过印度、日本，但是我看见中国人似乎更高兴，更爱歌唱。　　　　

　　莫言：就我去过的国家而言，我觉得中国人的生活压力最小。他们可能没有高大的别墅，没有豪华的轿车，但是他们心情愉快。要知道，人对于物质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关键是人的心里要知足，只要自己高兴就成。

　　三、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

　　埃达：作为中国作家，您认为接触西方文化有否必要？西方文化诸如文学、影视、美术，对中国社会有什么影响？

　　莫言：西方文化对中国影响有个过程。80年代以前，中国基本上是封闭的，那时我们不知道西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文化铺天盖地地涌进，让人眼花缭乱。我们看了卡夫卡、海明威、福克纳等等的小说之后，才知道小说还可以这样写，跟我们以前的“三突出”写作完全不同。那时真有眼界大开的感觉。

　　1984年，我读到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很是震惊，就像马尔克斯在50年代第一次读到卡夫卡的作品时发出的感慨一样：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但我除了佩服之外，也有些不服气，我觉得我的生活经历中有更丰富的东西，如果我早些知道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法，说不定我早就写出了一部《百年孤独》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大批青年作家借鉴西方文学，学习马尔克斯、福克纳、海明威、卡夫卡等人的东西，但是很快意识到这样是不行的，狂热的借鉴其实就是模仿，写出来的是二流货色。大家都想尽快地写出有中国气派的小说，这样才能走向世界。虽然要彻底摆脱西方文学的影响是个很艰难的过程。

　　西方作家的作品打开了我们的思路，使我们意识到，一个作家不应该受到什么清规戒律的束缚。在影视、戏剧、美术、音乐领域，情况跟文学领域差不多。总之，文化交流是非常必要的，但亦步亦趋地模仿是没有出息的。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同样，西方也会受到我们的影响。不受影响的民族艺术其实是不存在的。当然，西方文化不仅仅是指西方的小说、影视、美术，像西方的生活方式，甚至西方的麦当劳、可口可乐，也应该视为一种文化，这种东西其实很难用好还是不好来评价。　　　　

　　埃达：您的作品在海外也有译本，有没有外国读者跟您联系？

　　莫言：普通读者要与我联系的话，即使写信，也会存在语言障碍的问题。跟我联系较多的是国外大学里的研究生，他们以研究我的作品为课题。

　　四、关于中国作家的创作　　　

　　埃达：您感觉在中国作为一名作家是否是一种荣耀并受到人们的尊敬？

　　莫言：一到国外，我就感觉到中国作家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

　　埃达：在以色列我们的报社中，也有一些作家，但他们得坚持做一些记者工作、写些评论文章，因为在以色列，如果只靠写作为生恐怕是难以为继。

　　莫言：中国作家们生活得比较轻松。中国的作家有一个很大的组织——中国作家协会，这是一个庞大的机构，每个省都有分会，每个分会里都有一些专业作家。有的作家即使许多年没有作品，政府还是会给他发薪水。

　　埃达：以色列也有很好的作家和很好素质的读者。　　　　

　　莫言：是的。我知道去年有一位很有名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在中国出版了五部书。

　　埃达：在以色列，阿摩司·奥兹受到广泛的欢迎，而且他是一位很有影响的社会评论家。在中国也是这样吗？　　　　

　　莫言：中国的作家很多。据我所知，中国作协有6000多名会员，中国有数百家文学刊物，有500多家出版社，每年公开出版的长篇小说有数千部。当前比较活跃的作家、评论家就有数百个。所以，在中国，人们不会像以色列人集中关注阿摩司·奥兹那样，把目光集中到某一个作家身上。对于某些重大事件，作家还是愿意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但也有的作家愿意过寂寞生活，也有的作家非常热心于社会生活，愿意当人民的代言人。我可能介于二者之间。

　　五、莫言与《检察日报》　　　　　　　　

　　埃达：您到《检察日报》工作是您自己的选择？　　　　

　　莫言：是的。报社里有许多非常能干的年轻人，每当我烦闷孤独的时候，我就来跟他们说说话。而且《检察日报》是一份反腐倡廉、替人民说话的报纸，这符合我的性格。　　　　

　　埃达：您在《检察日报》具体是做什么工作呢？　　　　

　　莫言：在报社的影视部，我主要策划一些影视剧本，有时候也自己动手写。　　　　

　　埃达：这份报纸创刊有多长时间？

　　莫言：今年整整10年，这份报纸的创建和发展与中国法制建设的进程有关。　　　　

　　埃达：您对最近发生的美国军用飞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的事件怎么看？

　　莫言：作为一个老百姓，我觉得美国是在欺负人。

　　埃达：您觉得美国做得不公正？

　　莫言：是的。非常霸道。

　　埃达：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衷心地邀请您去以色列访问。

　　莫言：谢谢。我小时候是在农村生活，对农业生产很感兴趣，而且我还知道，你们国家与我的故乡潍坊有农业方面的合作，如果我去以色列的话，请你们安排我去看一看农场的农作物，最好到基布兹去看看。

　　埃达：哈哈，当然可以。

《检察日报》

2001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