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把检察官放在眼里
2001年2月7日是元宵节，还没有从过年的气氛中缓过神儿来的矫智仁，被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在依法搜查中，检察官发现矫智仁早有准备，他的办公室里个人物品都已装箱打包，随时可以运走。
原来，早在5个月前，矫智仁因为挪用巨额公款，已被停职检查，这已经是矫智仁第四次被停职检查了。前三次，他表面上拍着胸脯保证自己“廉洁”；背地里上蹿下跳地找关系，屡屡逃脱了惩处。
这一次，矫智仁又故伎重演，紧锣密鼓地进行反调查活动，他收集了无直接责任的所谓证据。他最担心被移送检察机关，为此他作了一系列“应变”准备。
过去他对法律不屑一顾，这回他不得不耐着性子学习刑法，请教法学专家，写下了大量自己不构成犯罪的理由。
他与妻儿共商对策，找行贿人密谋串供，收集了拒礼拒贿的证明，以应付调查。5个多月中，他策划了一套方案：能进则进，要求恢复名誉，调整岗位；最低也要打个平手，争取全身而退。他自我感觉底气很足，似乎什么样的审查都能对付。
负责办案的检察官对矫智仁进行了一番认真细致的调查，已摸清了他的家庭、朋友、社会关系等各种细节。省检察院领导告诫办案人员：矫智仁绝非等闲之辈，必须保持高度清醒、冷静的头脑。既要有长期打心理对抗战的准备，又要尽快进入其内心，洞察其心理活动将其阵脚打乱。
刚刚到案的矫智仁还带着一身的官气，神态狂傲，根本没把讯问他的检察官放在眼里，竟像平时作报告一样夸夸其谈，“讲解”挪用公款犯罪的构成和自己不涉嫌挪用公款犯罪的理由。他谈兴正浓时，检察官打断了他的话头，严肃地说道：“检察机关对你以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你讲的挪用公款，我们暂时不予涉及。”这一招顿时把矫智仁打蒙了，几个月的煞费苦心，竟搞错了方向，他的额头沁出了冷汗。
矫智仁一阵慌乱之后，稳住了神，耍起了投石问路以守为攻的花招，要求提示有哪些受贿问题。检察官讲了四句话，掷地有声：“你涉嫌受贿的问题，讲比不讲好，早讲比晚讲好，自己讲比别人讲好，主动讲比被动讲好。”矫智仁摸不透检察官究竟掌握了他多少问题，又怕言多有失，干脆来个一言不发。
他没有想到，还不到12小时，检察官就宣布对他刑事拘留，这恰如当头一棒使得他目瞪口呆，也让他切实地感受到了法律的威严。
信天命信“关系”不信法律
矫智仁被送进了看守所，他盼望着有人来“救”他。他信天命，寄希望于金钱编织的关系网。
进看守所时，所里发给他一块毛巾，上边印着“香港回归纪念”，他视若珍宝，认为“回归”预示着能闯过这一关。然而，始终没有人来“救”他。检察官告诉他：尽管其妻和儿子跑到北京、济南花了几十万元请客送礼，求人说情，除了便宜少数发不义之财的人，却没有谁出面为他讲话，他捧着毛巾心凉如水。
“关系网”不能救他，他又期待着律师能带来好运，检察官应他的要求，安排律师当日赶到。在会见中，他提出许多与案情有关的问题，但律师都拒绝回答。
深夜，他站在铁窗前望着值勤武警闪着寒光的枪刺，听着囚犯的梦呓，呼吸着监室内的气息，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他不能忍受目前的处境，他决心困兽犹斗，与检察机关周旋下去。
矫智仁试图用强硬的态度来掩饰内心的空虚，用蛮横无理的要求搅乱检察官的讯问，检察官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在强大的法律攻势面前，他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处境。他对检察官说：“过去医院诊断我大脑缺氧，小脑萎缩，不是我态度不好，是记忆力差。”
既然是记忆力差，那就给他提个醒。在谈话中，检察官们很平淡地提起他过去生活中的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地方，这使矫智仁受到震动，许多往事自己都淡漠了，检察官却了解得这样透彻，他怀疑过去在工作岗位时就有检察机关安插的“耳目”，随时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不由得感到一阵恐惧。其实，“耳目”就是广大群众那雪亮的眼睛。
经过30多天的斗智斗勇，矫智仁开始主动交代问题了。检察官趁热打铁，令矫智仁交代自己不愿讲也不敢讲的问题，攻破其中坚防线。
矫智仁先是抛出一般性的线索，后来检举揭发他人涉嫌犯罪的问题，以转移检察官的注意力，见不能奏效，又痛哭流涕，装出委屈绝望的样子。检察官不为假象所惑，沉着冷静，穷追不舍，令他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蒙混过关。矫智仁再也搅不过去了，心理防线彻底崩溃，随后便交代了一桩桩收受巨额贿赂的犯罪事实。至此，矫智仁那种顽固抗拒、无耻抵赖的狂傲之态已荡然无存。
往事不堪回首
1947年8月5日，矫智仁出生在胶东半岛牟平县前垂柳村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1971年8月，机遇降临了，他被选为县革委会政治部组织组干事。临离开村子的那一天，满脸皱纹的父母紧紧拉着矫智仁的手，叮嘱“咱是农民出身，不该拿的钱不能拿，自己挣的钱花着坦然。”
头一个月领工资只有18元钱，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他留下8元做生活费，揣上10元急匆匆地骑自行车赶到几十里外的老家，把钱交给了一生在土里刨食的老父亲，老人拿着钱手直颤抖，对儿子说：“你是咱家几辈子人当中第一个吃国家俸禄的啊，好好干吧，孩子！”
两年后，他被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又过了一年升为公社党委书记，在这个岗位上仅干了一年半，他又升为县委常委。命运似乎对他格外垂青，不到5年的时间，他就从一名普通的办事员升为副县级领导干部。
随着职务的升迁，他渐渐忘记了父母的嘱托，放松了思想的改造。他清楚地记得，1989年12月的一天，他任莱州市长时第一次受贿的情景，有人送给他5000元钱，他当时也很害怕，但又禁不住金钱的诱惑。
思想的堤坝一旦出现裂痕，私欲就如滔滔的洪水，冲溃了大坝，一泻千里，不可遏制。
1991年3月，他当上了莱州市委书记，手握党政大权，他更感到人生的舞台天高地阔，自己是这一方富饶土地的主宰者，不禁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魄。说话一言九鼎，作风飞扬跋扈，顺我者提拔重用，逆我者靠边站。投其所好者纷至沓来，行贿送礼的踩破了门槛，他身处不正之风的漩涡中不由自主地堕落着，肆无忌惮地索贿受贿而不能自拔。
妻儿是他犯罪的帮凶
矫智仁的家庭对他的犯罪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妻子钟某嫁给他后，才从农村进城到牟平酒厂当工人。夫贵妻荣，她随丈夫的升迁变成了莱州市财政局的干部；矫智仁当上烟台市副市长后，她趁势调进了烟台市财政局。她的骨子里十分贪财，加上矫智仁的放纵，她逐渐沦为见利忘义的“贪内助”。
1999年底，儿子举行婚礼时，钟某脖子上挂一布包，对参加婚礼的逐一收取“喜钱”，一天就收取“喜钱”达20余万元。在矫智仁全部的受贿数额中有60万元是钟某收的，占矫智仁受贿总数的37．5％。
1995年山东省检察院查办泰安胡建学案件的声势震动了矫智仁，他对钟某说：“咱们在莱州市收了那么多钱，想想心里真后怕，你看胡建学判得多重啊，以后咱别收人家钱了。”钟某却摆出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说：“怕什么?当市委书记收钱的多了，不就查了个泰安嘛，胡建学是个倒霉蛋，你只要跟上级搞好关系，政治上别出问题保准没事。”矫智仁似有预感地说：“你早晚会把我送进监狱。”不幸的是，此话被矫智仁言中了。
1994年8月矫智仁调到烟台分管城建，他想利用职权开个人的公司，名正言顺地捞钱。
正当这时，他的儿子在烟台大学毕业，矫某向父亲提出经商，父子俩一拍即合。“一家两制”，“老子是官员，儿子开公司”，这也是当今腐败官吏大发横财的“最佳”模式。
矫智仁跟有关人员打招呼，为儿子成立了烟台振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成立公司所需的30万元注册资金，由矫智仁指示莱州市的企业提供，公司购置的办公用品6．132万元，矫智仁又安排莱州市的企业报销。
公司挂牌经营后，矫某出任总经理，利用老子的权势承揽工程再转包给他人，而公司则在工程结算、价格等方面抬得高高的，反正是慷国家之慨，而巨额钞票却流入了矫氏公司的私人保险柜。
案发后，有关部门对公司进行了审计，在矫氏父子没有投资一分钱的情况下，矫某的公司资产累积达1000多万元。矫某还参与了其父亲的索贿、挪用公款等犯罪行为。
矫智仁对女儿十分溺爱，女儿家中使用的家具、沙发、电视、空调等都是他受贿所得。
女儿生小孩坐月子，他到海鲜酒楼订做燕窝羹，一碗380元，连吃16天花费6080元。结账时，矫智仁在账单上大笔一挥：请某局长结算。
他疼爱女儿，却不愿自己掏腰包，不知羞耻地索贿行径反映出他心态的卑劣，玷污了人世间的父女真情。
矫智仁被调查之初，就召集妻子、儿子密商对策，急急忙忙转移赃款赃物，与行贿人串供串证，构筑了一道家庭防线。矫智仁被拘留后，小矫逃至北京、济南，用巨款请客送礼，活动关系。矫妻钟某既是矫智仁受贿的帮凶，又是关键的证人，矫智仁案发后她潜逃长达8个月。
善恶之间无天堑
检察官跟踪追捕，费尽了周折，最终还是将其子矫某与其妻钟某归案。在法律的威慑下，这道家庭防线就不堪一击了，他们如实交代了伙同矫智仁犯下的罪行。
整整10个月，为了侦破矫智仁涉嫌特大受贿案，检察官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他们跑遍了烟台市、莱州市等地120多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询问了520多个证人，形成证人证言1000余份，调取各种书证500余份，涉及行贿事实近300笔，装订成65本案卷。厚达1米多的案卷凝聚着全体办案人员的心血，也把贪官矫智仁的斑斑劣迹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矫智仁在法庭上最后陈述时，说：“随着职务的升迁，趋利享乐思想占了上风。初始收受钱物时，自己也害怕过，但意志上的不坚定，终究没能挡住金钱的诱惑，我还是伸出了罪恶之手。认为别人能弄，我也能弄，别人出不了事，我也出不了事。以致发展到贪得无厌的程度。贪恋钱财的欲望不断膨胀，是我犯罪的主观内因。只有悔罪并痛改前非，才是我的惟一出路。”他痛心疾首的忏悔发人深省。可惜，来得太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