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传

　　写“小传”一类的东西，是件头痛的事情。如果有光荣历史，自然下笔轻松、款款道来。要是没有往事可回首，行文也就无从着落，自己正是如此。原想，就这么把书出了。怎奈编辑说“写传”是规矩，不做不成。那就写几句。

　　1996年前的履历，可以说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处处放空枪，自己现在想来甚觉惭愧。1976年是个要害之年。那年岁末我18岁，为避上山下乡，当兵了。当后是个好差事，而且十分光荣，更为打紧的是日后工作分配可以踏踏实实（那阵子是这样）。兵是侦察兵。人家都说，像我这样，当侦察兵是天大的笑话。要身段儿没有，要力气更是一阵风就可以自己先被吹倒。我也念叨我是个混混儿。实际上，也是个混混儿。 让人着急的是，我前脚儿当兵，中学的同班同学后脚儿就考上了大学。国家突然恢复高考，真是猝不及防。这是个刺激。自己喜欢附庸风雅，也就喜欢上读书。于是，两年一过，我就从部队里撤了出来，到了一个叫做建筑设计院的地方歇脚儿，以备高考。建筑设计院是国家单位，不养吃闲饭的。所以，虽说歇脚儿以备鲤鱼跳龙门，可也要做好本职工作。本职工作是描图，就是将大腕儿工程师们画的建筑草图描成整洁漂亮的施工设计图。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心二用，图描得一塌糊涂，头年高考也败下阵来。单位头儿教育我：既然要跳龙门，就要拿出吃奶的劲儿来专心专用，念头杂了，一事无成。这话直到现在我还记着。

　　第二年，一跺脚真考上了大学。在中学同班同学大学毕业时，自己居然还为当上一年级大学生而乐得吹口哨儿哼小曲儿。那是1981年。大学专业是法律。专业是自己挑的，喜欢，而且对其有幻想。小说里常讲，律师如何了得，口若悬河、呼风唤雨、有板有眼、令人羡慕，而且在风光之际可以不断大笔进账，人财两全。他（她）们都是出自法律系或法学院。这是一个引导（误导？）。

　　大学是中山大学，在南国，号称位居改革开放前沿——广州。自己时常朝三暮四，真读上了法律，又觉法律枯燥，接着总是跑到外系听听哲学、逻辑学、经济学、文学甚至自然科学之类的东西，听不懂硬要听，有关书读不懂硬要读。结果，法学的考试成绩险象环生（差点不及格），那些外系的学问也是学得不得要领。不过有一个在今日看来蛮重要的收获：知道对法律的理解应该是全景式的。马克思说过，法律是不能从其本身来理解的。

　　后来的事情是读研究生，寄宿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那阵儿，我崇洋媚外，觉得洋人学问一流，应该了解一二，以作武装。专业是西方法律思想史。可没过多久，老毛病又犯，拿起了其他学科的书籍反复倒腾，试图全副武装。结果，正经的洋人法学著作没读几本，其他学科的书更是变为天书（在我眼里）。好在导师诲人不倦、一丝不苟，而且其自身也是不断攀升、笔耕不辍，致使眼下依然不忘“学无止境”四个字儿。

　　1988年开始教书，地点中山大学法律系。这算是母校。大学任教，一是诵读教科书，二要研究点什么，通称教学科研。那时商品经济大潮汹涌，自己坐立不安，心里惦记着“钱”，于是，天天琢磨创收、改善生活，希望改变老师的穷酸相儿。但是末了不仅教学科研没有起色，就是生活也没因勤劳而致富。当然，文章还是写了一些，它们登在《中外法学》、《比较法研究》、《外国法译评》、《法律科学》、《学术研究》，等等。

　　以前写的文章，属于随感式的，碰到什么写什么，没有一个主心骨。自己没有系统地想过某个问题。这是一个老毛病。1996年，单位领导说：当一下访问学者吧，去的方向是地球的另一半——美国。单位领导的意思是：给你一个机会，改变一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处处放空枪”的习性。 到了美国法学院，一来人生地不熟，二来没有什么“初级阶段商品经济”的诱惑，自己真是规规矩矩地看起了书，而且是专业书。那是一段难得的经历。自己思考了许多英美法理学的问题，反复推敲其中的关系，记录了不少心得，最后，将其全部输入拙作《法律是什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做了一次尚算系统的学术操练。

　　再后来写了《西方法学初步》（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中国法学初步》（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还写了《法律的隐喻》（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有点不该虚度年化的意思。现在自己有个看法，认为法学研究是种生活方式，是种实践立场姿态的表达，其本身不大可能客观中立。自己还认为，应该反思现代性法律系谱在当代中国的展开。这些看法集中在《法律的隐喻》一书中。它们可能是不合潮流的，也可能是幼稚的，待方家指点纠正。不过，它们毕竟是有别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处处放空枪”。

　　上面是一笔流水账。

　　希望读者看着不是特烦。

　　最后念念自己身份证上的内容：刘星，男，1958年生，北京人，汉族，号码是110108580209639。

　　此文见于刘星新著：《古律寻义》——中国法律文化漫笔